2025年12月的杭州，寒意比往年更甚。
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（下称“浙金中心”）位于上城区的办公楼下，聚集着一批神色焦虑的投资者，他们手中握着的理财合同，曾被视为“稳健收益”的象征——收益率仅4%-5%，远低于市场上高风险理财的回报水平，背后还有祥源控股集团（下称“祥源集团”）及实控人俞发祥的增信担保，甚至带着“国资参股”的光环。
但如今，这些合同成了“无法兑付”的凭证，一场看似意外的兑付危机，实则是多重风险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。
01
低息也爆雷：一场“不应该发生”的违约
“4个点的收益，怎么会出问题？”
在浙金中心现场，一位投资者反复念叨这句话。按照传统认知，收益率与风险通常呈正相关，4%-5%的年化收益，介于银行定期存款（三年期约1.55%）与高风险理财之间，被不少人视为“保守型投资”的选择。
但恰恰是这种“低风险幻觉”，让投资者放松了警惕。
从产品结构来看，这些逾期的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并非毫无风险隐患。以投资者持有的“丽水卓盛”产品为例，其挂牌交易机构是祥源系关联公司，增信人为祥源集团与俞发祥，底层资产是一笔5000万元的保理融资债权，债务人仍是祥源系企业岳阳祥源实业有限公司。
这意味着，整个产品的资金链条高度集中在祥源体系内，看似有增信担保，实则是“自己为自己担保”，风险并未真正分散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产品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不匹配。该类产品起投金额20万元，且需验资50万元，高于银行理财普遍1元起投的门槛，本应对应更严格的风险控制。
但事实上，浙金中心在产品信息披露上存在明显缺陷——产品说明书未注明具体收益率，仅提示“以详情页为准”，底层资产的真实性与流动性也未充分公示。投资者依赖的“AA+信用评级”（由杭州联合资信评估出具），虽标注“偿债能力很强，违约风险很低”，却也隐晦提及“有息债务规模大、地产业务受冲击”等风险，只是这些警示在“国资平台”“低收益”的光环下被忽略。
据祥源集团执行总裁沈保山透露，投资者拿到的4%-5%收益背后，祥源的实际融资成本高达8%-9%。这中间4个百分点的差额，一部分流向了浙金中心平台，另一部分则被资金链条中的其他环节消耗。
对祥源而言，8%-9%的融资成本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已属“高息”——尤其是在地产行业下行、现金流紧张的背景下，这样的成本无异于“饮鸩止渴”。沈保山坦言：“之前一直在东拼西凑兑付，现在真的没钱了。”
截至2025年12月，逾期产品集中在11月28日后到期的2-3款，未兑付规模虽未公开，但从投资者登记情况来看，涉及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，杭州投资者陆先生单一个人未兑付金额就超过800万元，500万元规模上下的投资者不在少数。
而浙金中心APP早已关闭提现功能，仅允许存量用户登录，页面显示“系统升级”，客服电话无法接通，投资者维权无门。
02
祥源困局：地产拖垮文旅，600亿资产难抵400亿负债
祥源集团的危机，本质是“地产依赖症”的总爆发。
这家始创于1992年、注册地在绍兴的企业，虽对外宣称以“文旅投资运营为主导”，且控股祥源文旅、海昌海洋公园、交建股份三家上市公司，但正如沈保山所言：“文旅板块赚得少，地产赚的才是大头。”地产业务的兴衰，直接决定了祥源的现金流状况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祥源地产在全国布局了多个项目，包括上海祥源西康路989、合肥祥源花世界、阜阳祥源文旅城等。2020-2024年，祥源在阜阳、岳阳、杭州湾等地集中投建4个地产项目，其中阜阳项目已出现烂尾。
“原来一年地产销售两三百亿，现在卖不动了。”沈保山的这句话，道出了祥源的核心困境——地产销售回款锐减，而前期投入的资金难以收回，形成资金链断裂的恶性循环。
从财务数据来看，祥源集团的“资产泡沫”早已显现。截至2025年6月，其总资产约595.68亿元，总负债超400亿元，资产负债率63.51%。看似“资大于债”，但资产结构极不合理：
600亿资产中，大量是地产项目、股票等流动性差的资产，且受市场下行影响，这些资产仍在持续贬值；而负债则以银行贷款、施工方欠款、投资者理财资金为主，多为刚性兑付需求。
更严峻的是，祥源系已有10家公司登上上海票据交易所“持续逾期名单”，合计逾期余额3737.75万元，部分子公司还存在欠税、被列为被执行人、限制高消费等情况——安徽祥源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亿元，却因6500元纠纷被列为被执行人，侧面反映出公司现金流已紧张到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地步。
为了挽救危机，祥源将希望寄托在“政府注资”上。沈保山表示，目前正与绍兴市政府沟通，希望政府注资成为大股东，以“止跌资产”。但这一诉求面临诸多不确定性：
一方面，绍兴市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意愿接手一家负债超400亿的企业；另一方面，即便政府注资，如何平衡各方利益、盘活存量资产，仍是难题。从市场反应来看，投资者对这一方案信心不足——12月4日至5日，祥源系上市公司股价集体暴跌，海昌海洋公园两日跌幅近30%，祥源文旅跌幅超11%，资本市场用脚投票，反映出对祥源偿债能力的担忧。
03
浙金中心的角色：从“国资平台”到“风险处置主体”的错位
在这场兑付危机中，浙金中心的角色尤为特殊。
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平台，最初以“政府指导、市场化运作”为定位，股东中包含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（浙江国资背景）、宁波勇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宁波城投旗下）等国资主体，长期以“国资平台”自居，成为投资者信任的重要依据。但事实上，浙金中心的身份早已发生微妙变化。
2024年10月，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，明确“不再保留浙金中心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”，这意味着浙金中心失去了开展新金融资产交易业务的合法身份。按照监管要求，其需“妥善承接法律关系，承担存量业务处置责任”。
但当时，不少投资者并未意识到这一变化的风险——浙金中心APP虽不再发布新产品，但存量产品仍可转让和买入，加之“多年无兑付问题”的历史记录，部分投资者选择继续持有，甚至加仓。
直到2025年1月，浙金中心更名为“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大股东变更为杭州民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一家2018年成立的民企），其“国资属性”进一步弱化，但这一关键信息并未被充分披露，投资者仍被蒙在“国资光环”的滤镜中。
从法律层面来看，浙金中心虽非产品直接融资方，但其作为交易平台，仍需承担三项核心责任：
一是协调责任，即对接祥源与投资者，推动兑付方案落地；二是信息披露责任，公开产品底层资产、兑付进展等关键信息；三是协助维权责任，向投资者提供合同、资金流水等凭证，配合司法程序。
但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浙金中心的表现明显缺位——APP关闭提现、客服失联、信息披露碎片化，仅通过短信向投资者通报“与政府沟通进展”，未提供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有投资者反映，浙金中心后期平台上“几乎都是祥源系产品”，其他产品逐渐退出，这意味着平台可能存在“集中承接祥源风险”的行为，进一步放大了危机。
浙金中心的困局，并非个例。2024年以来，西安、重庆、湖南、辽宁等多地金融监管机构陆续取消当地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资质，金交所行业进入“清理整顿”阶段。
但在清理过程中，部分平台存在“重资质取消、轻风险处置”的问题，导致存量业务风险暴露，投资者权益受损。此次浙金中心危机，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缩影——资质可以取消，但平台对存量投资者的责任不能“清零”，否则将严重破坏市场信任。
04
启示：打破“低息=安全”“国资=兜底”的幻觉
这场兑付危机，给所有投资者上了一堂深刻的风险教育课。它打破了两个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：一是“低息=安全”，二是“国资背景=兜底”。
对投资者而言，首先要清醒认识到“收益与风险的匹配关系”已发生变化。在当前经济环境下，地产行业下行、企业盈利承压，即便是4%-5%的“低收益”产品，也可能隐藏着高风险——尤其是底层资产集中、关联担保比例高的产品，风险更容易被掩盖。
其次，要警惕“国资背景”的误导。部分平台虽有国资股东，但可能存在“股权稀释”“实际控制人变更”等情况，国资股东并不一定对产品兑付承担连带责任。投资者需穿透查看平台股权结构、业务资质，而非仅凭“国资”二字判断安全性。
最后，要重视监管政策的变化——金融机构资质取消、业务调整等信息，往往是风险预警信号，需及时评估自身投资组合，避免因“惯性持有”而错失退出时机。
对监管层而言，此次危机也暴露了金交所行业清理整顿中的漏洞。未来需进一步明确“退场平台”的责任边界，建立常态化的存量风险处置机制，避免平台以“转型”“资质取消”为由逃避责任。
同时，需加强对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的监管，要求平台充分公示底层资产、风险提示、兑付安排等信息，杜绝“信息不对称”导致的投资者误判。
从行业层面来看，浙金中心与祥源系的兑付危机，可能成为金交所行业“清理整顿”的又一个转折点。
它警示所有金融机构：在合规与盈利的平衡中，合规是底线；在风险与收益的博弈中，风险控制是前提。任何试图通过“拆东墙补西墙”“隐藏风险”维持运营的做法，最终都将付出沉重代价。
截至目前，祥源与绍兴市政府的沟通仍在进行中，浙金中心的兑付方案尚未出台，投资者仍在焦虑中等待。这场危机最终如何收场，尚需时间检验。
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将成为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教育的一个重要案例，提醒每一个参与者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，没有“绝对安全”的投资，唯有理性判断、敬畏风险，才能避免“梦碎”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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